智库评价要考察其调研质量
突出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作用,是在智库评价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特色的必经之途。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智库调研是对中国国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方法,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新课题,建立对智库的评价体系同样是一个新课题,而把调研纳入智库评价体系,更是一个新的尝试。近日,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巡视员张学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调研对智库发展极其重要,智库评价不能忽视对其调研质量的考察。
调研是智库生产链的重要一环
调研体现了实证研究的导向,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和“身体力行”两大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智库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学森认为,智库的本质属性和存在价值就是要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这一功能能否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决策方的因素,也有咨询建议方的因素,还牵涉到两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机制,但最基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这些决策和咨询建议本身的科学性。科学性由三种途径而来,分别是正确的理论、间接经验和亲身实践,但三者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智库必须走出书斋,到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线上、实践中和生活中去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在决策咨询工作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建议权。因此,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调研,全面掌握某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智库才有可能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供决策方选择。《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作为智库的基本标准之一,强调增强智库的调查功能,这是对智库评价的战略引导。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通过考察智库调研质量的高低来评估智库的实际水平。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成功的调研活动能为智库研究提供现实问题的分析依据,增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完善智库研究方法,夯实智库研究基础。智库研究成果都是从现实出发,旨在解决某个或某类具体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分析几乎是所有智库研究的特色。
“智库是思想与智力产品的生产者,全面地评价一个智库,不仅要看其终端产品,也要监督其生产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调研是智库生产链的重要一环,在对智库进行评价时应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同时,智库调研质量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衡量,这有利于减少评价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评价体系更趋公正、规范、合理。
在谈到调研质量对我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时,受访专家一致表示,突出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作用,是在智库评价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特色的必经之途。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智库调研是对中国国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方法,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此,把调研质量作为智库评价的重要标准,有助于在智库评估领域树立中国标准、发出中国声音,拓宽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发展之路,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调研质量不精制约智库长远发展
随着国内智库建设渐成热潮,智库调研活动日益频繁,目前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调查成果。但总体上看,智库调研工作与决策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黄海注意到,目前国内重点智库对调研的投入量有所增加,调研方法的科学性明显提升,但仍有很大改进空间。相对而言,部分一般智库由于学术积淀不深,调研投入不足,调研方法不创新,研究成果容易出现自说自话、泛泛而谈的情况。在其与政府的实际互动中,往往出现一边是智库研究“硕果累累”,一边却是政府决策急需科学根据的矛盾现象。
对于当前智库调研质量存在的问题,文军认为主要表现在调研的粗浅、零散和短期化上。据他介绍,国内智库在调研活动方面各不相同,有些是建有专门的调查中心负责为智库研究提供基础性的调研成果;有些是依托自己已有的各项课题和研究项目展开智库研究,将课题成果直接转化为智库成果;还有一些通过与专门的调查机构或数据库合作,利用其调查数据来开展智库研究。“总的说来,国内智库在调研方面投入不足,已有的一些调研也基本上是停留在碎片化的阶段,临时性、应急性导向的调研较多,长效化、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调研活动相对比较缺乏,调研方法的科学性也有待增强。”
从长远来看,调研工作质量的短板会制约中国智库的发展,阻碍智库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表示,我国智库调研质量总体水平偏低,这与我国发展势头极不相称。“我们要树立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但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以他国学术资源为依据,没有自己扎实的调查以及深刻的理论分析,那么话语权又从何而来?”徐勇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世界性大国必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服务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展全面深入持续的调查,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对中国智库而言,要做到这一点,须强化调研质量对智库评价的导向作用,带动智库研究人员沉潜下去认真做功课。
智库调研为学术考察和政府调研搭建沟通桥梁
现代智库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信息、理论与方法,向决策者建言献策,以期得到采纳并产生社会影响。智库机构的这种职能决定了智库调研有其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学术考察及政府调研既有明显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衡量智库调研质量,应当对智库调研模式的特点及其与学术考察、政府调研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
智库调研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考察与政府调研。黄海认为,学术考察特别是基础学科的学术考察更侧重对学术理论脉络和逻辑的梳理,即“文献中的田野考察”,理论走出“象牙塔”并直接应用于实际并非其硬性要求。政府部门调研则多数具有即时性的特征,更注重当前问题的即时解决。从目的上来说,智库调研与以上两者都不同,相比于学术考察,智库调研不是为了建立或充实某个学科,而是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并且其调研结果不能止步于发现问题和表达批评意见,更应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影响决策者和公众的认知。相比于政府调研,智库调研往往专注于某个或某类问题,注重成果的长期性、战略性,不仅出主意,还要出思想;不仅要对政策作出正确的阐释,更要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分析。从方法上看,政府调研多采用座谈、实地考察、收集资料等常规方法。智库调研除了上述常规方法之外,还多采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无结构访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建构等方法。
关于智库调研与学术考察、政府调研的不同之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副研究员常文磊表示,前者比后两者更强调独立性。他认为,科学的独立思考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这种独立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也不是超出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去另起炉灶,而是指智库要在大局意识的指导之下,加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智库调研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利益与思想两个层面。在利益关系层面,为保证调研活动按照自身规划正常进行,智库一般会与其他主体保持相对距离,尽可能摆脱日常琐事和利益关系的干扰,从而对某些现实问题进行远距离的审视、分析、考察、判断并得出自身的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在思想层面,智库的独立性表现为基于现实的创新性。由于现实问题千头万绪,现代社会中各种客观因素又瞬息万变,智库调研欲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就不能从教条出发,而是要不怀成见、实事求是,在每一次调研过程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视野的拓展和思想的创新。相比之下,一般性的学术考察虽也强调独立思考,但要跳出已有学理的窠臼则更难,因其离变动不居的现实社会相对较远,没有智库调研那么充足的活力源泉以滋养新思想的生长。学术考察往往要以学术史为依据,但智库调研则更多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必拘泥陈迹。而政府调研活动则主要是为了落实上级政府或部门的某项任务,或者是到下属的单位去看看某项任务的落实情况而进行的现场调查,其本质是政府为了履行公共职能而直接投入其中的行政活动。智库调研虽有可能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某项委托,但其活动的自主性更大,其履行的是智库自身公共职能而不是政府职能。
智库调研虽然与学术考察及政府调研都有明显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智库调研从二者身上汲取资源,同时又起到一个联结的纽带作用。就学术考察对智库调研的作用而言,前者给后者以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支持。常文磊说:“学术考察深究学理,系统地梳理学科知识,智库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学术发现去阐释、解决现实问题。”对此,文军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学术考察是探索、发现或检验各学科研究对象具体发展规律的活动,其成果为智库调研提供了学理支持。就政府调研来说,其所面对的是比智库调研更多样、更细碎、更繁重的实际问题,因此形成了较为高效的工作模式和流程,这为智库调研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同时,政府调研中发现的带有结构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又为智库调研提供了重点对象。
智库调研从学术考察成果和政府调研活动中吸收理论资源与工作经验,寻找灵感与突破点,这种模式可以兼容学术考察与政府调研的优点,并且为两者的沟通搭建了桥梁。正如徐勇所说,一方面,“智库调研将学术成果运用于现实,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现实参照”;另一方面,“智库调研将学理融入调研成果,然后反馈给政府,扩大了后者的理论视野”。
多角度衡量智库调研质量
由于智库调研质量的重要性及其调研模式的独特性,只有找准影响智库调研质量的各种因素,才能从调研质量看出智库的真实水平。文军告诉记者,把调研质量纳入到国内智库评价体系之中,可以把是否建有自己独立的调研基地和数据库、是否拥有专业的调查队伍和经费投入、是否有一套规范化的调研程序和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对调研成果的运用及其实际效果情况等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这些环节和指标都是衡量调研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其是否能够最终转换为智库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调研成果的质量也是智库研究成果质量的主要标志。”
“考察智库调研质量和水平,特别是考察大型、高端智库的调研质量和水平,可以把调研基地平台建设以及调研规模两个因素考虑进去。”张学森结合中央党校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经验,探讨了衡量智库调研质量的思路。他说,中央党校着重加强信息平台和调研基地平台建设,把调整与优化中央党校调研基地布局摆在突出位置,在全国各地遴选了一批代表性强、结构合理的调研基地。同时,强化“寒暑假双假调研制度”,利用假期开展大规模集中调研。
对于如何衡量智库调研质量问题,常文磊则认为,智库调研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从调研的过程入手进行思考。“一是调研的目标。包括:目标制定是否合理;调研的价值设定是否科学;调研对象的选择是否恰当;调研目的的表述是否符合规范、遵循伦理道德。二是调研的操作技术。主要包括: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编写是否合理;调研的目标群体选择是否准确、科学;调研的实施过程是否科学,程序是否规范;调研过程是否合乎伦理规范,是否严格保护了组织的秘密与个人的隐私;调研的问卷发放数量、回收率、访谈的成功比例是否适当;调研原始材料的编码、加工是否合乎规范,等等。三是调研成果及其转化运用情况。主要包括:调研的目标达成度如何;调研报告的归纳、提炼、升华情况如何;调研对智库自身体制机制、文化、组织等方面建设的改进发挥的作用如何,例如是否物化为某些规章制度或者研究工作规范、条例;有关部门对智库调研成果的反馈、运用等情况;调研结论被相关部门的采纳情况;调研结论转化为政策、法律等情况。”
除了调研过程之外,姚洋认为,还可以从调研方式上考察调研质量。他指出,可以从功能角度将智库调研分为印证式、解读式与全面分析式三种,三者在智库评价系统中所占权重应该是不一样的。印证式调研,即为验证一个推论,专门去实地看一看,形成丰富的感性印象,以验证初始判断是否准确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这种调研方式较为简单,所占权重不应太高。解读式调研,即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解剖麻雀”,见微知著,追本溯源,归纳微观现象所反映出的宏观问题。这种调研所占权重应当高一些。全面分析式的调研,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大量调研数据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处理,对某一方面的战略性问题作系统的、透彻的研究。这种调研对智库软件和硬件的要求都很高,故应占最大权重。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姚洋告诉记者:“调研质量是评判智库优劣的试金石,但如何对调研质量进行合理的衡量,要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