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评价标准中的创新因素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稿 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且覆盖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学术大奖，诺贝尔奖（以下简称“诺奖”）以其学术评价的纯粹性、原创性和权威性著称。屠呦呦教授荣膺诺贝尔医学奖，使中国的自然科学实现了诺奖零的突破，引发国人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热议。笔者认为，屠呦呦获得诺奖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对转变学术评价观念和改进评价标准的思考。

一种提炼自“青蒿”植物的新药“青蒿素”，其灵感源自对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相关处方的阅读，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古代中医的“奇迹”乃至“胜利”？其实，屠呦呦教授本人很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她承认确实从葛洪的中药处方中得到了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但是，正是她本人，第一次在世界医药发明史上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萃取青蒿素，并在大量实验中观察到这种青蒿素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的疗效。荣膺“拉斯克奖”之后，屠教授在《自然》上撰文，追叙以她为首的研究团队为了确认青蒿素的抗疟功效而进行了大量筛选鉴别工作，强调从青蒿到青蒿素这种质的蜕变是古老中药经过现代医药科学的“过滤”和“提炼”而获得的新生。因此，屠呦呦教授的学术贡献不是从中医宝库里随手“拿来”的现存货，而是通过“九死一生”般的学理探险和以身试毒、不惜伤肝的科学试验而获得的丰厚回报。

必须提及的是，美国科学家路易斯·米勒等在著名的《细胞》杂志、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分别撰文，以尊重历史事实的第三方立场，“再现”了屠教授上述艰辛探险和突破的过程，肯定了确是屠教授首次以乙醚萃取青蒿素。正因为如此，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汉斯·弗斯伯格在获奖名单发布现场郑重地说：“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我们是把奖项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他还强调：“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

屠呦呦教授荣膺诺奖清楚地表明：在学术评价过程中，充分尊重并肯定研究者的“第一次发现”及其价值具有决定意义。那些以为传统中医“获胜论”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偏颇，其实无意之中贬低了屠教授在青蒿素提炼和研制中的“原创性贡献”。

诺奖评委会褒奖研究者的“第一次发现”，在人类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导向。诺奖不是盲目颁给“传统医学”，而是清醒地把眼光投注在屠教授这位“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这就鲜明地表达了评委会的评价取向——其关键词无疑是“创造”。唯有激励诸如屠教授这般“创造新药”，诺奖才算是真正鼓舞研究者以创新勇气和探险精神去面对医学科学未来的创新高度。

诺奖毫不含糊地标示了权威性的学术评价理念：面向未来、凸显创新。这对改革与创新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颇有启发意义。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学术评价的最高准则无疑应是如同诺奖所推崇的创新理念——而且是前无古人的“首创”。这样，就必须力纠对所谓模仿、承传、融合之类的低层次的“技术崇拜”，必须旗帜鲜明地秉承“天地至尊，唯有独创”的学术信念，并视之为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保障。诺奖之所以权威，正是源于其评价标准的高度纯粹且聚焦于学术原创。
    能否确认研究者的“首创”，是判断学术评价之效度和信度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评价，存在着一些遭人诟病、非议不断的积弊。表现一：重成果包装，轻成果内涵。诸如过分看重著作的出版社级别、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甚至唯级别和档次是从，致使学术评价异化为丧失创新含量的技术化“称斤论量”、“分门别类”，抽空了对作为成果灵魂的学术思想原创性的考量。表现二：重评选者身份和背景，轻成果的学术含量。过度看重评选对象的行政职务、学术头衔和身份等，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潜在“共识”，却往往忽视正值学术创造力峰值时期的优秀学者的风险性探索和创新业绩本身，今日媒体对屠教授“三无”一类戏谑之语，不得不令我们痛切反省。当然，临床医学的评价标准不能简单地移植到诸如基础理论等其他领域，但“一刀切”、“片面化”的评价体系确实需要深切反思，以祛蔽学术评价中的假象。

面对屠教授荣膺诺奖，我们应该跳出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这种意气用事的简单争论，深思诺奖对科学与学术原创精神的精准彰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种伟大转型中，中国学术文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同样需要一次性质类似的蜕变——而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在促进这种蜕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呼唤重视“首创”的学术评价新体系，努力促进学术评价目标、标准、方法和程序等一系列实质性变革。

学术评价目标旨在“激励创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亟须释放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的强劲创造力，而其中“解放思想”是重中之重。因此，以学术评价为动力、以“激励创新”为目标，可以深远影响学术文化的生产范式，最大限度地释放各学科领域的创新性思想力和表达力，最深刻地提升研究成果的内在学术品质——这无疑是深化改革时期学术评价的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近期，媒体呼吁院士评选制度的改革，就是这种观念革命的好兆头。

学术评价标准旨在“催新”。学术成果的背景和研究者的头衔只是学术评价的外围元素，核心元素无疑在成果本身：思维内涵、学理品质、创新程度、积极影响。由此引申到广义的学术文化，发掘问题、提炼话语、独辟理路、跨越学科、创意表达、升华结论等，这些理当是学术评价标准中的逻辑要素。如果能够确立、实施并保障这样的考量标准，恐怕不出新也难。

学术评价方法和程序旨在“保新”。“首创”的观念觉醒是有效学术评价的前提，更需要制度来保证创新成果通过有效评价途径获得充分的彰显。例如，建立诺奖评委会那样坚持“创新本位”原则的开放性、中介性组织平台，平台之下架设代表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的充满公信力的专业“管道”，实施 “同行评议”制度，剔除各种形式的非学术的消极干扰因素，以崇高的人文主义立场来保护创新成果“问鼎”大奖。

东方式的“文艺复兴”，呼唤着科学文化巨人的诞生，而巨人的诞生，则更加期待学术评价体系的深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