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 今天，文明之间对话与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景观。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进步，有效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综观中外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演进过程，通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与弱势文明体的被动接受。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其次，弱势文明体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提升自己的学术反思能力，并在本土的根基上，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再次，强势传播与文明对话。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通过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开展了自我的强势传播，这时候，文明之间的对话才有了可能。然而，文明对话并非如此简单，文明对话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文明对话必须具备诸多条件。

　　其一，话语认同。文明对话的第一个前提是话语认同，当两种相对隔膜甚至相互敌对的文明体发生碰撞与面对时，是很难进行文明对话的，只有两种文明处于平等、独立、相互尊重的地位，文明对话才能发生。话语认同来自两个文明体的碰撞交流中。这里有一个推拉力问题：面对文明体A，文明体B具备学习与了解的冲动，这时才能自内部产生推力，推动文明体B自觉自主地认同与学习文明体A；面对文明体B，文明体A本身有一种希望被文明体B了解的冲动，这时会产生一种拉力，反之亦然。

　　其二，问题域的形成。在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公说公话、婆说婆话，或公婆之间“顾左右而言他”时，是不能开展对话、达成共识的。只有双方达成对某一问题的沟通与融合，形成问题交集时，才能产生对话与共识。按照解释学的有关理论，我们都是在视域中生活和理解的。虽然一个视域是在传统与文化中形成的，但历史文本解释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当前视域间存在着张力，为了忠实文本，我们需要获得历史视域，但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标准与偏见，为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各自的独特性，并寻求一种恰当的方式弥合鸿沟、达成共识。因此，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尊重合法的偏见、达成视域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结论。

　　其三，学术话语的可通约性。文明对话过程的成败，受制于话语的可通约性，如果话语完全不可通约，就像对牛弹琴一样，那么文明对话就很难实现。话语的可通约性可分为方法通约与规则通约两个方面。

　　方法通约。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学术论证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要有通约性，这样才能使对话双方在共同交叉的视域中达成理解与沟通。很多人误解了库恩的科学范式不可通约性理论，认为库恩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可比较性，因而导致了非理性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库恩认为，缺少的不是可比较性，而是“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可用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逐步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不可通约性的意思是“没有共同的量度”，将这个术语用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说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没有一组中性的标准可对理论的优劣作出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对科学理论无法进行比较。受库恩的启发，可以在方法运用的目的、方法运用的一致性、方法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来考量文明对话的可通约性。

　　规则通约。任何文明对话都必须有一定的话语规则，而这个规则必须是双方认可与通约的，否则自说自话，如同两条平行道路上奔驰的骏马，永远也不会有相聚的时候。在不同文明体系的对话中应该遵循以下可通约的规则：第一，对人类共同理想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探寻；第二，对科学真理与价值目标的探究；第三，对公平正义原则的追求；第四，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话语权与立场等等。只有文明体之间在追求科学与价值目标过程中，彼此遵守共同的规则，平等对待对方的立场，文明对话才有可能。

　　如前所述，文明对话的前提是各文明之间独立、对等的主体言说身份的原初确立和不同文明体之间话语通约规则的形成。然而历时性地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和渗透，中国学术话语的缺场是不言而喻的。这导致我们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从而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处于劣势。

　　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不断强大的国力与国人的实践经验，为中华学术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与之相应，在经过100多年的“学徒”生涯以后，中国学术话语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更高层次上获得自己的独立主张，进而为不同文明的对话创造更好的话语条件。

　　第一，面向鲜活的中国现实，进行话语追问与提升。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赶超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均具有世界性意义。今天中国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会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遇到；今天中国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会有重要的启发。因此，中国问题也成为世界学术话语观照的中心，对于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的语词提炼与话语归纳，将直接对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的认可程度。对此，我们应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引领对中国问题的话语言说与表达，将研究与提炼中国问题的话语体系传播于世。

　　第二，确立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基本要件涉及刚性与柔性两个维度。从刚性维度来看，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基础，民主文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趋强大的军事和科技，为中国学术话语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刚性支撑。从柔性维度来看，文化软实力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文化软实力是未来需要重点提升的领域。学术话语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具有深刻影响，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强势的学术话语体系，按照自身利益取向制造所谓的全球共识，单向度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价值干预。这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共同理念和核心价值定义权和解释权，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此突破西方的话语专利和理念垄断，合理确立并广泛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汲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丰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内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既不能在纵向上完全脱离传统，又不能在横向上完全撇开西方。因而，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既不能同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又不能完全撇开西方文化，完全抛弃传统和完全抛开西方都不是理性的建构路径。我们必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学术话语的合理成分，兼收并蓄、综合创造，总结提炼出反映现代化实践的新的学术语词，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的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饱受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的有价值的语汇，能够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启迪，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好加以利用。

　　第四，用国人原创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虽然学术话语的借鉴和引用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但是长期援引西方学术话语，容易陷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陷阱，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过多关注古人、西人、经典作家的言说内容，忘却了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言说方式言说什么样的内容。因此，必须强化原创性理念，勇于进行原创性研究，用原创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话语和中华文明打上我们自己深深的烙印。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江海学刊》杂志社总编辑、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