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投入到了历史拐点

　　尽管这几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也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2012年基础研究投入在总投入中所占比重却降到4.8%，在1997年—1999年这个数字还是5%—5.7%，2004年到达过6%，而美、英、法等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比例，大多在15%—30%。

　　沈文庆坦言，这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心态有关，我们都希望快点出成果，而忽视了对基础研究的关注。

　　基础研究对应的是源头创新，但如果想快速出成果，可以采用跟踪模仿的模式做引进消化创新。

　　据沈文庆介绍，日韩曾经也是走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样弊端很大。以韩国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创新能力并不比我国强，但因后来采取了超常规发展基础研究策略，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例提高到18%以上，其综合竞争力得到强势提升，日本近年来的基础经费投入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

　　然而，许多中国企业和科研院所却没有意识到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红利已经“透支”。在新一轮产业化的大潮下，基础研究项目进一步减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说，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原始创新，我们将不可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原创知识和技术，也不可能有改变世界的发明。

　　超前投入是发达国家成功经验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晓轩表示，经过多年调整完善，我国科研评估体系已逐步从定量评估走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评估方法日趋完善，然而即使是改良过的评估方法，仍无法避免诸如解决了多少科学难题、在科学方法理论上有无贡献、在技术上有无突破、是否有新产品和是否有广阔的社会应用价值等评价指标。

　　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研究、创新与技能处主任戴维表示，英国属于高产的研究型国家，但英国现在的成绩是基于过去的投资，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超前投入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投资基础研究项目，虽然效益得在数十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政府必须为“明天的收获”埋下种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说，“基础研究往往几十年一无所获。但有时一个灵感会带来大踏步前进，而这种突破往往是大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

　　褚君浩指出，基础研究不能和其他领域共用一套评估方法，科研经费分配者要非常了解基础研究的特性，接受基础研究领域的长期“无惊喜”和“大惊喜”，才能投得准。

　　引入大数据有望缓解评价难

　　张旭表示，因无法在短期内判断究竟基础研究哪条路会走通，所以某种程度上的“撒胡椒面”是必要的，但这也导致了投入减少，但是随着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特别是大数据的引入，会使项目的眼力越来越准。

　　“科研评估的一大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由大数据显示出来的趋势，可以帮助政府与科学家进行判断。”张旭说，这种由全球人类共同创造的趋势折射到各个领域的需求，可在创新出现之前作出一定预判，这对于拥有“滞后性”的基础研究来说，可以使其规避许多研究道路的分支，更好地预见到哪条路更可能行得通。

　　另外，张旭也指出，在大数据支撑下可以做更复杂的评估。目前，各国都在探索将大数据引入科研评估体系，但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数据拼接起来仍是难题，在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后，这会对科研评估产生更大影响。

　　随着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进一步增加和科研经费分配方法的合理化，沈文庆呼吁到10年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应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