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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6-05-30     浏览:

著作等“心”更可贵

——一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从前盛赞某人著述丰富,常用“著作等身”一词。在写作艰辛、出版困难的古代,能留存下几卷呕心沥血之作以遗后人,那就是“立言”的不朽功绩了。在地方志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里,很可能要写上一笔,从而名垂青史。

  进入现代社会,出书作文对于普通人而言都已经不是难事。尤其是近些年,学术研究逐渐进入“课题时代”,加之学术普及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书籍和著述已然褪去原有的神圣光环,成为众多流水线“产品”之一种。倘若今天还有哪位学者自诩“著作等身”,甚至把著作堆起来与自己的个头一较高下,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

  其实放在任何年代,人们所看重的都是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1925年清华大学新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提名陈寅恪任国学院导师,校长以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而面有难色,梁启超回答道:“我梁某人虽算得上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一生著述无算,去世之后由后学编成的《钟敬文全集》有421600余万字。但钟先生晚年很认真地和学生说,其一生真正算得上论文的只有“两篇半”。著名学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一生贯彻“三不主义”,除了“不赴宴”“不过生日”外,还有一条就是“不出全集”,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写的东西很多,但称得上精华的实在不多。

  永远致力于学术精品的写作,永远保持对于盲目追求数量的警惕,当是每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自觉。无须掩饰,当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一些心浮气躁的不良风气,主要表现就是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看不到长远,也不看长远,而只盯着眼前的指标、荣誉、课题任务或职称要求,热衷于走捷径、混圈子,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言:“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

  白纸黑字的著述从来就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情。顾炎武曾经告诫弟子,对待著作要慎之又慎,因为它“与君辈相处之日短,与后世人相处之日长”,因而立言之人须“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当今的学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历史关怀和学术期待。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若每一位学者都可以像钟先生那样,回首一生时能找出自己的那“两篇半”论文,则中国学术迈向高峰可望,中国学人也将顶天立地于世界学术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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