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研处 发布时间：2015-04-07 浏览：次
“考试招生新政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革新”高端座谈会会议纪要
据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点，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抓手，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归宿，“考试招生新政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革新”高端座谈会近期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座谈会旨在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切实推行教育部近日相继推出的系列配套政策，如《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
评价vs考试
纵览全球，考试遍存于每个教育体系，显现为标准化、统一化、等级化、分数化。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认为，不能简单把应试教育的原罪推诿于高考，而应把考试的功能从分层转向分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五届副会长杨德广指出，中国现有考试制度制造中国教育的三“过”现象，即学前教育过早，基础教育过度，高等教育过量。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展现三大导向：导向学生全面发展，导向学生个性发展，导向学生合理流向。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的眼中，此番改革应实现三大目标：适应国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对人才的定位，尊重个人的兴趣爱好；强化公平性；推动素质教育，减轻学业负担。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尽管方向正确，但力度欠缺。面对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和由此导致的应试教育以及考生“被录取”现象，与会专家建议政府取消高校等级制与平行志愿，修正目前跑偏的自主招生，以分类考试代替分层考试，以多元评价支撑多次考试，并尽可能把“两头”学生从高考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教育学会第七届副会长尹后庆认为，无论选拔性考试还是合格性考试，所有的考试均应严格按照课程标准，而非以难度挑战学生，罔顾学生的特长与个性。
求贤vs招生
考试仅为标，招生方是本。促进公平，科学选才，这是此番改革的指导思想。杨德广盘点计划经济条件下统一招生的三大好处：公平、简洁、高效。然而，现行所谓的公平牺牲办学自主权，为保护精英的选拔甚而掐尖，捆绑多数学校。胡瑞文认为，竞争能力有限的学校根本无需被一并捆绑进生源大战中。此番改革便积极迎合公平内涵的质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涛把公平内涵的质变归纳为三大转向：转向优质教育，遏制入学机会竞争加剧，逐步消减择校现象；转向程序公平，不同文化地域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享有同等机会使诉求扩大；转向权利选择的多样化，自主招生只是一种尝试，期待的是学校与学生的双向自主选择。就目前沪浙两地试点方案而言，陆建非强调，高校自主权实际上限于0-3门的自主权，仅此而已。招生，与其说是一种筛选，倒不如说是一种求贤。党的十八大提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杨德广指出，自主招生就该“广开进怪才偏才之路，广纳天下怪才偏才”。至于现行的教育制度能否将怪才偏才培养成大师，马涛提出质疑。他认为，学校须研究并明确各自招生标准。面对人才多元，政府提供的不可能是唯一标准，而只能是框架文本。
育才vs选才
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改革不能偏离的方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黄百炼指出，改革不能停留于文件、终止于口号，而应诉诸于行动，即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解决的仅为选才，更为艰巨的是育才。选才是基础，育才方为根本。选良才却无法育良才，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人才培养流程中，高中教育为承上启下式环节。须把关键时期孩子的发展放在核心地位。尹后庆认为，现有的考试招生制度把高中定位于大学预备，只关注能把多少孩子输往彼岸，忽视人格养成。这种精英教育路径以高分为教育目标，却最终以牺牲孩子健康成长为代价。为适应高中教育普及化的需要，此番改革须推动高中教育重新定位并释放红利：共同基础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培养目标；横向分类的办学模式与面向全体学生的办学理念；从知识传授转向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学会做人；课程结构由单一变为多样。当然，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体制。尹后庆罗列三个“制”：分配制、评价制、聘用制。与会专家建议，通过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在教育界甚而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人尽其才，抛弃现有的任人唯校，实现任人唯才。
考验vs试验
此番改革立足于基本国情，着眼长远发展，突出重大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马涛概括为，方向是红线，公平是底线，科学是基线，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是主基调。此番改革不是另起炉灶式的制度革命，而是考试招生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陆建非指出，任何考试均为妥协之产物，尤其面对具有极度复杂性的高考，因而，不能纠缠于考试科目与分数的排列组合，不能仅以部分考试科目的改革来实现中国教育的深度改革。面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充沛，优良的师资队伍不充足，优秀的教育文化不给力，陆建非对此番改革持谨慎的乐观，视之为一次胆识与勇气兼具的试验。诚然，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许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教育体系呈金字塔状，作为塔尖的大学，其招生对作为塔基的基础教育具有导向作用。然而，当今中国高校培养的人才大多为普适性工匠，很难造就专业化大师。学术是技术之源，技术是学术之体。陆建非指出，中国高校只有重塑威斯康星精神，才能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强国。这是对人才培养模式的严峻考验。鉴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固有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教材、教法、教程和教师的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中长期路线图的拟定亦时不我待。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道：“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今年适逢甲午战争120周年，而本次座谈会为上海师范大学校庆6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不啻为1个甲子对3个甲子的回应。甲午之殇，痛在人才，病在教育。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是必要条件。以招生考试改革撬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是与会专家的共同期盼。人才培养牵一发而动全身。陆建非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不容置疑，但其片面化、极端化和政治化倾向必须予以遏制。解决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教育综合治理。黄百炼呼吁，必须把人才培养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全社会务必站在更高角度去深刻认识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由此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
评价vs考试
纵览全球，考试遍存于每个教育体系，显现为标准化、统一化、等级化、分数化。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认为，不能简单把应试教育的原罪推诿于高考，而应把考试的功能从分层转向分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五届副会长杨德广指出，中国现有考试制度制造中国教育的三“过”现象，即学前教育过早，基础教育过度，高等教育过量。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展现三大导向：导向学生全面发展，导向学生个性发展，导向学生合理流向。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的眼中，此番改革应实现三大目标：适应国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对人才的定位，尊重个人的兴趣爱好；强化公平性；推动素质教育，减轻学业负担。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尽管方向正确，但力度欠缺。面对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和由此导致的应试教育以及考生“被录取”现象，与会专家建议政府取消高校等级制与平行志愿，修正目前跑偏的自主招生，以分类考试代替分层考试，以多元评价支撑多次考试，并尽可能把“两头”学生从高考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教育学会第七届副会长尹后庆认为，无论选拔性考试还是合格性考试，所有的考试均应严格按照课程标准，而非以难度挑战学生，罔顾学生的特长与个性。
求贤vs招生
考试仅为标，招生方是本。促进公平，科学选才，这是此番改革的指导思想。杨德广盘点计划经济条件下统一招生的三大好处：公平、简洁、高效。然而，现行所谓的公平牺牲办学自主权，为保护精英的选拔甚而掐尖，捆绑多数学校。胡瑞文认为，竞争能力有限的学校根本无需被一并捆绑进生源大战中。此番改革便积极迎合公平内涵的质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涛把公平内涵的质变归纳为三大转向：转向优质教育，遏制入学机会竞争加剧，逐步消减择校现象；转向程序公平，不同文化地域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享有同等机会使诉求扩大；转向权利选择的多样化，自主招生只是一种尝试，期待的是学校与学生的双向自主选择。就目前沪浙两地试点方案而言，陆建非强调，高校自主权实际上限于0-3门的自主权，仅此而已。招生，与其说是一种筛选，倒不如说是一种求贤。党的十八大提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杨德广指出，自主招生就该“广开进怪才偏才之路，广纳天下怪才偏才”。至于现行的教育制度能否将怪才偏才培养成大师，马涛提出质疑。他认为，学校须研究并明确各自招生标准。面对人才多元，政府提供的不可能是唯一标准，而只能是框架文本。
育才vs选才
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改革不能偏离的方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黄百炼指出，改革不能停留于文件、终止于口号，而应诉诸于行动，即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解决的仅为选才，更为艰巨的是育才。选才是基础，育才方为根本。选良才却无法育良才，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人才培养流程中，高中教育为承上启下式环节。须把关键时期孩子的发展放在核心地位。尹后庆认为，现有的考试招生制度把高中定位于大学预备，只关注能把多少孩子输往彼岸，忽视人格养成。这种精英教育路径以高分为教育目标，却最终以牺牲孩子健康成长为代价。为适应高中教育普及化的需要，此番改革须推动高中教育重新定位并释放红利：共同基础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培养目标；横向分类的办学模式与面向全体学生的办学理念；从知识传授转向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学会做人；课程结构由单一变为多样。当然，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体制。尹后庆罗列三个“制”：分配制、评价制、聘用制。与会专家建议，通过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在教育界甚而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人尽其才，抛弃现有的任人唯校，实现任人唯才。
考验vs试验
此番改革立足于基本国情，着眼长远发展，突出重大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马涛概括为，方向是红线，公平是底线，科学是基线，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是主基调。此番改革不是另起炉灶式的制度革命，而是考试招生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陆建非指出，任何考试均为妥协之产物，尤其面对具有极度复杂性的高考，因而，不能纠缠于考试科目与分数的排列组合，不能仅以部分考试科目的改革来实现中国教育的深度改革。面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充沛，优良的师资队伍不充足，优秀的教育文化不给力，陆建非对此番改革持谨慎的乐观，视之为一次胆识与勇气兼具的试验。诚然，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许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教育体系呈金字塔状，作为塔尖的大学，其招生对作为塔基的基础教育具有导向作用。然而，当今中国高校培养的人才大多为普适性工匠，很难造就专业化大师。学术是技术之源，技术是学术之体。陆建非指出，中国高校只有重塑威斯康星精神，才能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强国。这是对人才培养模式的严峻考验。鉴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固有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教材、教法、教程和教师的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中长期路线图的拟定亦时不我待。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道：“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今年适逢甲午战争120周年，而本次座谈会为上海师范大学校庆6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不啻为1个甲子对3个甲子的回应。甲午之殇，痛在人才，病在教育。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是必要条件。以招生考试改革撬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是与会专家的共同期盼。人才培养牵一发而动全身。陆建非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不容置疑，但其片面化、极端化和政治化倾向必须予以遏制。解决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教育综合治理。黄百炼呼吁，必须把人才培养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全社会务必站在更高角度去深刻认识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由此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